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海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其通信和数据链系统的建设走过了一段“砥砺前行”的艰辛历程；当时，尽管美苏两大阵营初期对华进行技术封锁，但新中国海军的通信和数据链雏形，主要经历 “全面苏化”、“消化吸收”和“自主探索” 三个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对中国实施严格的禁运和封锁，包括所有军事技术和装备。这意味着新中国无法从欧美获得任何先进的舰艇通信技术；而在1950年代初期，中苏处于“蜜月期”。根据 《六四协定》（1953年签订） ，苏联向中国转让了部分舰艇的技术资料和成套零件，供中国组装制造。这些舰艇（如6601型“鞍山”级驱逐舰、6604型猎潜艇等）本身就配备了当时苏军标准的通信设备，这是新中国海军首次系统性地接触现代舰艇通信体系；
50年代，新中国海军以“全面仿制苏式装备”为雏形：这一时期，新中国海军舰艇的通信系统完全基于苏联提供的技术和设备—新中国海军的苏制舰艇上装备仿制苏联的短波电台用于远距离通信，超短波电台用于视距内的编队战术通信。这是数据链最基础的物理载体；舰艇内部通配备苏式声力电话、指挥电话和广播系统，构成了舰艇内部的“神经网络”；
当时，真正的电子数据链（TDL）概念在全球也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新中国海军的“数据链”更多体现为基于语音通信的指挥控制模式。指挥舰通过无线电话向编队内各舰下达指令，协同行动。同时，传统的信号旗、灯光信号仍是重要的辅助通信手段。
新中国花费巨资从苏联购买的的07型驱逐舰（鞍山号）配备完整的苏制通信系统。它的入列使中国海军首次拥有具备现代意义上编队指挥通信能力的平台。在历次重大演习和护渔护航任务中，它作为指挥舰，通过其强大的无线电设备与岸指、僚舰进行联络，实践早期的“指挥-控制”流程—这也算是新中国海军首次列装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据交换系统！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以及自主国防工业的需求，新中国开始对苏制装备进行测绘、仿制和生产：第一代国产化舰艇通信设备入役。
当时，中国的科研院所和工厂（如第七一四研究所、天津无线电厂等）成功仿制并批量生产系列舰用短波、超短波电台，逐步替换了舰艇上的苏制原装设备。例如，“大功率单边带发射机”和“全波段接收机” 的国产化，标志着中国海军通信装备走上了自主之路；在消化苏军海军条令的过程中，新中国海军开始理解“协同作战”对信息实时共享的需求。虽然技术上无法实现自动化的数据分发，但通过严格的通信纪律和标准化的语音报文格式，实现了初步的信息流转，这可以看作是数据链的“操作流程雏形”；
当时，最先进的国产65型护卫舰上（65型护卫舰是中国第一型自行研制的火炮护卫舰，1966年服役），它的通信设备全部采用国产型号—说明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已经基本掌握二战后水平的舰艇通信技术，并具备为本国主力舰艇配套的能力；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苏联于1960年撤走了所有专家，带走了图纸。新中国海军通信装备发展进入完全“自力更生”的阶段！经过中国工业人员的艰苦努力和创新，终于取得了突破：真空管（电子管）是当时通信设备的核心，其可靠性、功耗和体积都是巨大挑战。中国电子工业在封闭环境中艰难发展，为海军提供了虽然笨重但堪用的设备；
尽管没有公开报道证实中国海军在60年代已装备类似美国“Link”系列的数据链系统，但在岸基指挥所与水面舰艇、潜艇之间的“单向数据传输” 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探索。譬如，新中国在拒绝苏联的共建长波台要求以后，积极推动对潜长波通信台建设：通过长波信号向水下潜艇发送加密的指令报文，这本身就是一种低速但至关重要的单向数据链；
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建设的中国第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历经波折，最终于1965年建成。这是中国战略海军通信的里程碑，为核潜艇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虽然不是战术数据链，但其技术和工程经验对全军通信数据系统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新中国海军的岸基指挥中心通过高频无线电，以加密电报的形式向远航舰艇编队发送作战指令、目标指示等信息。接收舰需解码后才能阅读。这个过程包含数据链的信息格式化和保密传输两个关键要素；
此外，国产对海警戒雷达与情报传递系统投入使用：国产舰载对海搜索雷达（如仿制苏联“球-1”的国产型号）发现目标后，将目标的方位、距离等信息通过语音或手动编码发电报的方式，上报给指挥所。指挥所综合多方情报后，再下达指令。这个“探测-上报-处理-指令”的闭环，体现数据链的核心功能，只是自动化程度极低，严重依赖人工操作；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海军在极端困难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建设战略通信设施（长波台）和优化战术通信流程（语音、报文），实践数据链的“功能雏形”，为日后（70-80年代）研制真正的战术数据链（如后来的“八一”型数据链等）积累宝贵的经验、技术和人才。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告知删除。本文仅在今日头条发布，谢绝转载。